摘要：在未征收交通拥堵费的2002年，收费区内发生了2598起交通事故，而征费后的2005年，仅发生1629起交通事故，交通事故下降了37.3%。 ...
林毅夫教授指出，亚洲的几个经济成功发展的案例，如日本、新加坡、台湾地区和韩国，在达到了相当于美国人均GDP水平的1/5之后，都保持了20年的8%或更高的平均增长速度。
客观市价补偿不仅对保障被征地人权益至关重要，而且也是最大程度上降低征地的各种成本的最佳、最简捷之道。事实上，集体所有制是一个计划体制时代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政治概念，在市场经济和法治的话语体系下难以解码，实在再正常不过!在市场经济和法治已被确立为国家目标的当下，重构集体所有制已势在必行。
但这相当于承认了个人对被征收土地的所有权、忽略了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存在，又违反了土地管理法j第三，一部分补偿留给集体或按人口均分、另一部分直接补偿给承包地减少的农户，但这经常因为分配比例问题而纠纷不断，而且也容易滋生土地补偿款被贪污、挪用和私分现象。征地的社会补偿属于法律赋予的特惠，可容许立法有一定的裁量空间。第三，在上述市价补偿的基础上，再以其他通常损失补偿为补充。进入专题： 征地补偿标准 。《土地管理法》修改迫切需要解决征地补偿标准的问题。
可先由正式的征地法律作出原则性规定，例如：对征地后即使给予市价补偿和其他通常损失补偿后，仍出现生计困难者，可给予职业培训或其他保障措施;具体实施办法则可由国务院或各地方人大根据实情自行确定。另一种错误倾向则是偏重地上改良物，补偿数额的多寡主要取决于地上改良物的价值，而忽略了更为根本和重要的地价。至少有两条应该明确：第一，如果不进行改革，社会主义就不能前进，就会陷入僵化、停滞状态，这样，社会主义就会在同资本主义的激烈斗争中打败仗，这种社会主义是没有出路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各个组成部分之间有着内在联系的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基本制度是第一位的、决定性的，具体体制、运行机制是基本制度的实现形式，它是从属于基本制度的、第二位的东西，它必须体现、反映基本制度的特点和要求。恰恰在这关键时刻，吴敬琏却指责我们贯彻新自由主义不够，还保留国有经济，还存在国家干预，要求我们的改革沿着新自由主义道路发展，搞两个彻底，即彻底私有化、彻底市场化，把我国引导到资本主义化的道路上去。②有人不赞成对改革进行反思，仿佛只要是改革就是对的，提出反思改革就是反对改革的口号，这是不对的。他的一套改革的主张没有超出华盛顿共识的窠臼。
然而一旦否定了公有制为主体，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不存在了，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社会了，还遑论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一切政策措施都必须按照巩固基本制度的要求来设计和安排。《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还说什么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一直在黑暗中摸索，只有在受到西方经济学原理的启迪，尤其是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并运用它来分析中国的问题，才提出应当发挥市场的作用、建立商品经济的主张。谈到改什么、怎么改的问题，有一条原则必须明确，即改革的一切措施必须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服务。注释：①《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085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稻种改良，新种比旧种好，这是进步，是变革。
显然，新自由主义这一套主张已经变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东西了。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讲过一段富有辩证思想的话，他说：两重性，任何事物都有，而且永远有，当然总是以不同的具体的形式表现出来，性质也各不相同。改革开放以来的事实证明，这些基本制度是能够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⑥《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618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
分歧在于，在我国的条件下，第一，新自由主义认为公有制同市场经济不相容，要搞市场经济，必须实行彻底的私有化，在私有制基础上建立市场经济，换句话说，社会主义不能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只能是资本主义的;而马克思主义则主张公有制是可以同市场经济相容的，我们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强调在公有制基础上建立市场经济，即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十八大刚刚开过，就有人组织改革共识论坛，提出当前改革的方向是实行宪政民主，而且把它说成是共识，强加于人，并喊出中国梦，宪政梦的口号。
坚持基本制度与改革具体体制、运行机制是统一的，两者都是为了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他曾经说过，建立和建设现代市场制度，没有西方的理论为指导，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是不能完成的。
他是从评价我国改革说起的。具体说来，表现在以下方面，(1)虽然国有经济在经济活动总量中并不占优势，但它仍然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命脉，国有企业在石油、电信、铁道、金融等重要行业中继续处于垄断地位;(2)各级政府握有支配土地、资金等重要资源的巨大权力;(3)现代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法治基础尚未建立，各级政府和政府官员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他们??对企业的微观活动进行频繁的干预。为此，要认真回顾和深入总结改革开放的历程，自觉地把握改革开放的规律性。看来，吴敬琏是最坚决的新自由主义者，他的理想是建立一个在私有制基础上的、不受国家调控的、完全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因为，正如恩格斯在1890年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不是某种固定不变的东西，而是经常变化的社会。必须按照具体情况，克服这些不完善的方面，解决矛盾，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吴敬琏认为，靠马克思主义是不能搞改革的，尤其是不能搞市场经济，要搞市场经济只能是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问题的实质是改什么，不改什么，有些不改的，不能改的，再过多长时间也是不改，这不能说不改革。
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一中央提出，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深化改革，落实十八大确立的改革开放重大部署。
人生儿子，儿子比父母更聪明粗壮，这也是进步，是变革。在那个年代，在西方国家里，新自由主义是时髦的、占统治地位的主流经济学。
一种是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一贯主张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改革开放，即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开放。作为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多次强调，必须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他说：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到现在，恐怕任谁也难以否定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确实是有两种方向、两种前途。当时新自由主义那一套传到中国来，还真能忽悠人，许多人看不清楚新自由主义的本质。
然而吴敬琏却对此无动于衷，还想把中国的改革朝新自由主义方向引。问题是要及时总结经验，不要犯大错误。
这本书开宗明义提出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问题。⑨那么，吴敬琏主张中国的改革向何处去呢?从他对改革开放以来形势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中国的改革应该朝着下面两个方向进行：第一，应该取消国有经济，实行彻底的私有化;第二，应该取消国家对经济活动的调控，实行彻底的市场化。
⑤《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还有一种现象更需要防止：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有人利用改革实践中出现的失误，反过来要求改变基本制度。
我们对待改革也应该采取这样的态度。是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还是通过改革实行资本主义化，这就是我们同吴敬琏分歧的实质。我不赞成那种笼统认为中国改革在某个方面滞后的说法。这一段话，十分清晰地回答了我国改革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把改与不改统一起来。
我们可以而且应当用这种彻底的唯物辩证法来分析和指导我国的改革实践。邓小平早在1985年就指出：搞改革还是一种探索，一种试验。
必须在坚持这些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讨论改什么的问题。保守的一面，也有积极作用，可以使不断变革中的植物、动物，在一定时期内相对固定起来，或者说相对地稳定起来，所以稻子改良了还是稻子，儿子比父亲粗壮聪明了还是人。
法国总统萨科齐也说，市场万能、不需要任何规则和政治干预的观点是疯狂的。确定改什么、不改什么，要从改革的目的说起。
